本书的一大特点,是把宝卷当作民间信仰的文本进行研究。书中所讨论的宝卷,能唱、能演、有经卷、有仪式、有社火,有文化英雄,有神话传说故事、有日常民俗,有特定听众,也有稳定传承的时空环境。它的体积和体裁都像史诗,但它不是生长在西部的雄奇高山之巅,也不在江南的婉丽丝竹中吟唱,而是蕴藏在北京古都周围的华北平原、南北运河与绵绵东西驿道之中,在皇室与平民、琼楼玉宇的大戏台与高粱玉米小草班的混合空气中“深呼吸”,把宝卷的原名和信仰方式保留到了今天。它拥有史诗般权威的信仰容量,也具有史诗式年复一年的社区朝圣,但它始终不叫史诗而叫宝卷,这就是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传承的民间信仰的文化多样性。因而,对这种民间信仰研究,也要在文化多样性的框架下进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愿意重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毕斯塔的观点:“每种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蕴含着无可替代的价值观”。
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引入中国故事的研究问题,始于 1932 年钟敬文对《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的研究 。他的看法是,故事中的民间信仰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究竟是法术与巫术?法术是外来的,巫术是内生的,中国的法术故事是受到印度佛教文学的影响,还有别的外来宗教的影响。
从钟敬文早期和后期的思想看,民间信仰问题是区分中西民俗学理论的分野之一。简言之,西方民俗学理论中的民间信仰多为法术,中国民俗中多为巫术。在这些地方,钟敬文所受影响,有英国民俗学者班恩和安德鲁 • 朗 (Andrew Lang) 的影响,也有后来成为他的留日导师的日本神话学和文化史学家西村真次的影响 ,不过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独立看法。他强调中国故事情节的变形是人和动物自己变形,这出于中国文化的原因。他将这种观点持续到他晚年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此书给出的“民间信仰”的定义是:“民俗信仰,又称民间信仰, 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产生和传承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在他的民俗学学说体系中,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巫术思想,这是从故事学发展到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中的概念。他吸收了西方的民俗学,也借鉴了日本的民俗学,但主要是根据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思考,研究中国的民间信仰;二是法术思想,了解法术思想是以中国民俗学者接受外来民俗学影响的一个接触点,从这一点上,能观察印欧文化中的宗教力量,也能阅读其他西方的神或魔将人和动物变形的故事,中国民俗学则强调 “民众”本身的叙事和多元文化的整体性。
钟敬文建立民间信仰的分析概念延续到后来的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中,但这种文本分析还限于故事,有没有在故事之外的超级类型呢?有,是史诗。有没有相当于史诗的中国文本呢?本书也告诉我们,有,如某些民间宝卷。本书的《第二章 多神崇拜中的一神独尊》便从这里开始出发,讲一种后土宝卷信仰和它的文化多样性。现代的民俗学研究已证明,在三个层面上,民间信仰可以被概念化:一是理性分析层面,如上述西方民俗学对民间信仰的种种定义;二是文学体裁层面,如本书研究的宝卷;三是民俗志层面,如本书对后土宝卷的故事群资料搜集和田野调查研究 ,宝卷的研究正属于从故事的文学文本到史诗的民俗志的层面。
在现代社会,从宝卷研究民间信仰,还要解决其他问题。以下我想简单谈谈这些问题,同时指出本书作者的贡献。
01 民间信仰的社会性普罗普曾从对俄国农业社会民俗的研究得出一个认识:“民俗告诉我们多元社会的存在”,“民俗的本质是社会本质”。他还将民间信仰的社会性与宗教性视为同等重要,这就不能不接近多元文化及其多样功能的命题。当代世界是一个反思、求取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世界,而文化多样性在现代社会生存繁荣的依据是其社会功能,执行社会功能的载体是民间组织,民间信仰的含义便存在于它与民间组织的联系之中。这种民间信仰便是“不具备社会史、民俗史、民族和地区的 有关知识”无法了解的 。本书作者为我们介绍了当地珍藏和表演宝卷的民间组织——“高洛村音乐会”,重点看《第三章 神社与坛祭》。
03 民间信仰的历史形态 本书的《第三章 神社与坛祭》和《第四章 庙宇和神社传承的宝卷》中的宝卷实录和民间组织形态资料都是民俗志。解读民俗志需要特殊的历史知识,因为民俗志不是按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叙述的和被认识的,而是按照距今逾两百年前的民间信仰形态存在的,是以历史上的原有形态叙事和传承的。历史形态的民俗志,不是说明我们现在认为的“社会现实”的生活的,而是说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体裁、精神民俗和物质民俗,它们依赖当时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当时的功能。所以,民俗学研究历史上的民间信仰要有原则。既然民俗学需要使用民俗志分析民间信仰资料,就要尽量选择使用那些从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和在现实中传承的民间信仰的民俗志资料。本书在这方面便采用了适当的民俗志研究方法。
04 民间信仰与社会意识形态 普罗普是这一研究的先行者,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研究民间信仰,不是一个分支问题,而是一个总体性问题,他主要指出了两点:一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包含民间信仰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二是民俗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学科,它的方法和目标的确立,取决于和反映着民俗学者观察现实社会的整体视野。当这种整体视野消失了,所有民俗学创造的学术原则也会随之消失。民俗学者“要根据自身所处时代和自己的国家确定这种整体视野,然后创造自己的民俗学”。他的这些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中国民俗学者,还要加强在当代多元文化 价值体系下的民间信仰变迁研究。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引发社会急遽变迁的今天,从事这种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解释民间信仰研究对于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本书《第二章 庙祭传统》讨论了这一问题,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本书到底怎样在文化多样性的框架下从宝卷研究民间信仰?本书已有层层密密的阐释,就不在这篇序文中赘述了。
临末还要提到的是,本书经过了多年的修改才拿出手,这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博士学位论文成绩优秀,通过答辩时评审打分优秀,按照一般的做法,本书早该出版了,但他不为所动。他是一个思想深刻又谦逊低调的人。他写东西很快,文笔也好,但从不跃跃欲试。他对中美师门的前辈都抱有崇高的敬意,对科学研究抱有严谨的信念,对田野调查村落世代守护和歌唱宝卷的农民们抱有极大的责任感。只要时间允许,无论外界怎样催促,他都在有条不紊地补充和修改。到了交卷的时候,他所交来的书稿又是项目组中最好的。在这个缺乏耐心、沉潜、寂寞和打磨的时代,这些都是他的长处。(文/董晓萍)
《河北民间后土地祗崇拜》 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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