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文书研究的里程碑——“区域•田野•文献”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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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文书研究的里程碑——“区域•田野•文献”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王健 谢景连
凯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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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区域•田野•文献”学术研讨会上, 与会学者围绕清水江文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清水江文书与地方文化逻辑、比较研究、清水江文书与流域人类学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最终达成的共识是, 要深入开展清水江文书的研究, 就必需回到清水江文书所在地的“田野”中去, 也只有“回到了历史田野”, 才能厘清清水江文书运行的地方性逻辑。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 历史人类学; 会议综述;
作者简介：王健 (1984-) , 男, 云南曲靖人, 凯里学院讲师, 民族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
作者简介：谢景连 (1981-) , 男, 湖南怀化人, 贵州省苗族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副教授, 民族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发展与研究。
收稿日期：2017-06-01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山地与江河之间——清代以来贵州东南清水江都柳江流域的开发与人群” (项目编号:15JJD77021,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Milestone of the Study on Document of Qingshui River Basin:Conference Literature on the Region, Field and Literature Symposium
WANG Jian XIE Jing-lian
Kaili University;
Abstract：On the Region, Field and Literature Symposium, scholars discussed such topics as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the document of Qingshui river basin, the comparison study on the document, local cultures and watershed anthropology. The symposium reaches an agreement on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document of Qingshui river basi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investigation in the field which is the location of the document. Therefore, the loc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ument could be clear.
Keyword：document of Qingshui river bas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conference literature;
Received： 2017-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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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文书”是贵州省东南部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保留下来的汉文文献, 涉及到清水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理解该地域的文化整体性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乃至重新理解西南地区都可能会有重要意义。
为配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结项工作, 并力将民间文书研究推入一个新阶段, 由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协办的“区域•田野•文献”学术研讨会, 于2016年11月4-6日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3名专家学者围绕清水江文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作会议综述如下。
一、清水江文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作为中国三大民间文书之一的清水江文书, 其研究理论与方法仍在不断探索中。在会议主旨发言阶段, 吉首大学杨庭硕教授、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安徽大学刘伯山教授、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等知名学者对清水江文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展开了讨论。
杨庭硕教授认为, 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解读, 需要注意5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时空中的人群在清水江流域的自然环境中, 投入了劳力、智力、技术等因素, 导致流域内的生态系统发生转型:从自然生态系统到人构生态系统。乾隆以来的清水江文书, 几乎都能反映出人构生态系统的演替过程。第二是少数民族语言与地名表述的关系。较早的生计实践者———苗侗等少数民族取得了清水江流域生计空间的命名权, 而在清水江文书中, 汉语翻译者来自不同汉语方言区。杨教授认为, 处理这一问题不仅需要苗侗少数民族语言专家, 还需要汉语方言专家。第三是汉字书写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清水江文书中错字不多, 但别字较多, 尤其是地方性计量单位, 大量使用别字。研究清水江文书应当注意, 这不是汉字水平或汉字使用的规范性问题, 而恰恰是地方性的体现。第四是山主与栽手的分成关系。我们应以整体性的视角来加以审视, 应将特定的时空关系、人际关系纳入其中, 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关系。第五是货币折算与时代变迁的关系。解读清水江文书, 应注意银本位制一直贯穿到民国时期, 甚至建国后还有部分文书仍使用银两结算。这一折算中介是清水江流域人群的一个创举。
杨教授的“五个关系”旨在回答“如何认识和理解清水江文书”这一根本性命题, 可视为清水江文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 得到了与会专家的热烈回应。
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认为, 首先, 清水江文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对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提出的“民间文献学”在方法论上的推进。我们不再停留在影印整理, 而是从书斋走向田野, 在田野中解读这些民间文献。在文献学的方法论和学术史上, 这都可能是个很重要的突破。其次, 对于清水江文书研究, 陈教授主张“走向历史现场”, 认为在清水江这个地方做某种集群式研究, 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承, 都会大有裨益。最后, 与敦煌学、徽学对比, 清水江文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点, 可能会发源于:清水江文书研究是建立在比较清晰而深刻的村落、地方的历史脉络和文化逻辑之上的。我们不应为文献而文献, “清水江文书”的关键是作为地方的“清水江”, 而不是作为文献的“文书”, 脱离了地方这个根本, 清水江文书研究就失去了对话的资本。
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首先对于课题研究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认为该课题在清水江文书研究的范式摸索上, 方向感越来越清楚。田野调查与民间文献、区域或地方三者如何有机结合, 这是该课题自启动以来就一直在摸索的主要问题, 也是这一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之一。当下, 这一探索可能已经超出了清水江文书研究本身, 甚至对于历史人类学、民间文献学都会有重大启示。其次, 刘志伟教授指出, 这个课题是多家单位共同合作完成的, 每个单位有各自的学科独立性和学术传统, 并根据自己的学术风格、学术队伍做出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 但在整体上又具有极强的整合性。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值得延续。
安徽大学刘伯山教授认为, 民间文书档案, 首先应该按照归户性原则来整理研究, 这样才符合历史逻辑和真实性。传统的文书分类研究往往不能明确主体, 按照归户性原则分类, 主体性一下就明晰起来, 这对于我们做研究很重要。其次, 田野调查是我们研究文书有效的方法。尤其是清水江文书, 一般是在现场发现的, 在发现的地点就地做田野调查, 是认识和理解文书的有效方法。这与徽州文书不同, 徽州文书都是在流入市场之后才被发现的, 需要面临文书真实性、文书来源等问题的考量。最后, “清水江文书”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学术概念, 使其具有明确的外延和内涵, 为下一步更好地与国内国外比较研究打好基础。
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认为, 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可以从7个维度加以把握:“人”“文”“地”“产”“景”“史”“神”。“人”是指清水江文书涉及的角色和身份, 除了交易双方之外, 还包括栽手、凭中、代笔等等。“文”是指清水江文书中涉及的诸多规则和制度是与当地的文化密切关联的, 甚至地方文化直接影响了这些规则和制度的形成。“地”是清水江文书中涉及的区域生态环境和地理空间。“产”是林地的生产过程及其涉及的生产关系, 如作为生产者的栽手及其生计方式。“景”是因木材贸易而形成的景观的改变, 除了生态景观的改变, 还有村落景观的改变, 如一些村寨是以栽手的聚居而形成的。“史”是清水江文书中涉及的时间维度, 这意味着我们在研究清水江文书时, 要注意时间或历史的维度。“神”指的是信仰体系, 在清水江流域, 有着至少两套信仰体系:山地的信仰体系和河边的信仰体系。总之, 这些维度交织在清水江文书中, 错综复杂。我们在做清水江文书研究时, 要注意这些因素的内在关联和相互影响。
在提交的会议论文中, 杨庭硕、黄志繁、耿中耀、罗云丹、王宗勋等学者对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方法展开了讨论。
杨庭硕教授的论文《清水江林契中所见汉字译写苗语地名的解读》指出, 当下清水江林契中所涉的地名成了文书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瓶颈, 原因在于这些地名都是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标识, 进入文书时又不可避免地要译写成汉字, 而汉字译写的规范却一直未实现统一化和规范化, 以至于这些地名指代的空间区域单凭文书本身无法落到实处。为此, 通过语言学手段的探讨破解这些地名的含意, 发现其间的资料信息, 自然成了推动下一步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关键举措。
南昌大学黄志繁教授的论文《契约文书整理和解读中的几个问题》指出当下的契约文书研究, 如果从文献整理的最终目的来看, 简单地标明文献的属地性质还不够, 还应借鉴人类学“地点感”的概念来理解文献的来源和属地。他认为契约文书解读可以从“微观描述”和“超越西方经济学”两个方面进行突破。
对应于前文杨庭硕教授提出的“五个关系”, 吉首大学的5位硕博士分别从各自的会议论文加以回应。
皇甫睿的论文《贵州各族传统林粮间作技术体系的文化生态解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切入, 指出清水江文书隐约呈现了600年来贵州各族林农一直以人工杉木用材林经营为其主导产业, 经过不断地经验积累, 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有效的“林粮间作”技术体系。借助生态人类学所坚持的文化生态观结合清水江文书进行研究, 整个“林粮间作”技术体系的全貌, 才可能得到系统而全面的揭示。
李艳的论文《从地名的含义看清水江苗族杉木林区文化与生态的互动》以锦屏县加池村的传世林契文书为依据, 发现文书中所涉及到的苗语地名更多的则是反映出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群体活动与所处生态环境的关系。文化与生态的互动始终支配着地名含义的所指, 同时也揭示出人类对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加工改造和利用。
彭兵的论文《清水江文书中所涉土俗字的整理与研究》对清水江文书中所涉的土俗字进行了归纳和整理, 认为对清水江文书所涉土俗字的整理与研究, 成为当前清水江文书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也是正确解读和整体把握清水江文书内容的前提。
耿中耀的论文《栽手与山主分成在时空人要素之间的变动》指出, 栽手的雇佣与所得分成一方面受到了国家以及世界格局变化的左右, 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栽手与山场主之间的利益分享的影响。从而造成了栽手与山场主之间的分成存在着一定波动, 而这个波动的背后却是众多因素相互交错作用的结果。结合清水江林契与特定时代社会背景以及跨文化的互动事实进行解读, 显然是清水江文书研究中不可规避的重要内容。
杨卫书的论文《清水江文书中交易的价值核算问题研究》指出, 清水江文书中牵涉到大量的山林产权的交易, 这些交易的背后隐藏着大量不同种类的货币计价与换算问题。由于清水江文书中的交易事项, 处在“银本位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下, 因此将不同种类的货币统一换算成银两, 对于精准测算清水江文书中所反映的交易规模, 还原当时林木贸易繁荣的程度, 对比研究清水江流域古今社会富裕差距, 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此外, 凯里学院罗云丹研究员介绍了其团队编纂的“《清水江文书》索引”工程, 《清水江文书》索引的内容包括文书来源村寨索引、分类索引、篇名索引、立契日期索引、人名索引5个部分, 指出索引仍然是我们做清水江文书研究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锦屏县王宗勋在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在《学术机构与地方政府如何联动:清水江文书收集整理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对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中的具体方法展开了总结和反思, 他认为对于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不但具有学术性, 同时还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涉及到学术机构、地方政府和农村群众各方面的利益, 处理好上述关系, 需要地方政府和学术机构进行良性互动, 要本着包容的心态, 诚信的精神, 互惠双赢的原则处理好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二、清水江文书与地方文化逻辑
本次会议的一个共识是, 要真正理解清水江文书, 就必须回到清水江流域的地方语境和文化逻辑中去, 唯有如此, 才能回答“契约何以可能”这一根本性命题。也就是说, 契约是嵌入 (embedded) 在一套地方的文化逻辑语境中的, 只有在这一语境下进行解读, 才能更好理解清水江文书。
卢树鑫的论文《过卯存衙:清水江流域山场权属的合法性构建》提出, 清水江流域现存清代鱼鳞册显示, 这一地区木材种植的土地———山, 并不在鱼鳞册的登记范围之内。那么, 当地的业户显然无法通过鱼鳞册这一官方的土地账籍来明确其对山林的合法权属。那么, 清水江流域山林权属的合法性如何构建?结合官方档案与民间文献所记载的山场地权纠纷个案, 文章呈现了乾隆初年地方人群通过诉讼, 以及绘制山场册籍呈送州县“过卯存衙”的一系列做法, 以构建山场所有权的合法性。
杨化冰的论文《汉字入苗疆:清水江文书的正统性建构》指出, 清水江文书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而是在继承当地少数民族“刻木为契”以及习惯法的基础上, 用规范的形式进行置换, 而这个过程即“汉字入苗疆”。文章从清水江流域引入汉文字的过程分析当地少数民族如何因应国家政策, 进而指出“汉字入苗疆”的结果是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接纳, 这同时也是一种地方正统化的体现。
张继渊的论文《清水江下游地区民间禁赌探析———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认为, 清水江下游地区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 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地繁荣与发展, 移民大量涌入和人口快速增长, 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赌博也逐渐形成。面对赌博风气, 地方积极调动各类民间组织予以应对:无论是传统社会中的“款”组织, 还是外来的宗族组织, 或是稍晚的保甲组织, 通过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都呈现出他们对禁赌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何治民的论文《清水江文书中当事人责权关系表达研究———以加池寨契约文书为例》发现, 在订立契约中, 由于交易双方亲属关系的亲疏, 契约文书中的语言文字表达不尽相同。大抵而言, 交易双方的关系由亲到疏依次为本家关系, 本寨关系和寨际关系。而这些关系中交易双方的责权关系的文字表述也相应地由简单到复杂, 本家之间的责权关系表述最为简单, 而寨际之间的交易中的责权关系往往表述得较为复杂, 且牵涉的当事人较多。这样的责权关系的表达, 显然与交易双方的信任程度以及交易关系中矛盾出现的可能性存在着关联性。
王勤美的论文《文本书写与行动策略》以贵州东部亮寨土司家谱《龙氏迪光录》切入, 认为苗人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体制和政策中进行不断调适, 他们创造性地采用家谱的表述和制式, 以族谱文类的书写作为发声工具和行动策略, 巧妙地实现“苗”“汉”身份的弹性转变, 创造出彰显主体性的历史文化和族群身份, 因应本族群体的政治文化诉求。
朱晴晴的论文《浓描与勾勒:明清时期清水江水运与流域社会的建构》认为, 明清时期, 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发日益推进, 伴随皇木采办和“开辟新疆”的契机, 以及外有美洲白银的输入, 内有清水江河道的疏浚, 清水江流域以木材贸易为主的复合林业蓬勃开展。大量移民人口溯河而上, 在清水江河边与腹地形成诸多定居村寨;一套完整的营林-采运体系及土特产为主体的商贸活动成为当地苗侗民众的生计方式, 进而形成林粮间作的技术体系和轮流当江的分配制度;复合林业生产推动下衍生出来的村寨或村寨联合体演变为赋役的基本单元;大大小小的会馆和庙宇成为血缘与地缘之外的社交空间与信仰中心;而保留至今的清水江文书则书写了山林田土的权属流转, 展示了明清时期流淌在清水江河道的多样态的“物”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水利社会”。近年对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产生了大量著作文章, 研究主题也日益多样化, 看似在浓描地方社会的具体历史样态, 但却呈现出碎片化、表面化的感觉。借助清水江文书所描述的地方社会历史, 不应该是一个个断裂的毫无逻辑关系的法制史、经济史等主题式历史。清水江文书背后是有一整套文化底蕴在支撑的, 加强对明代卫所和土司设置的梳理, 力求勾勒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的整体, 来解读清水江文书, 或者说, 通过解读清水江文书展现地方社会的整体观。
邓刚的论文《制作族谱与认同建构:以岑梧寨族谱为中心的讨论》以20世纪80年代在清水江流域兴起的编修族谱热潮为背景, 以锦屏县岑梧寨“三锹人”在这一时期编修的族谱为对象, 考察族谱编修过程与文本产生的社会脉络, 分析文本叙事结构, 着重关注文本中对于江西吉安府移民后代、苗族、“三锹”等不同认同的呈现方式与调适, 进而分析这一“族谱热”的社会文化意涵。
三、比较研究
无论是国内视野下的清水江文书、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太行山文书, 还是国际视野下的日本韩国 (如韩国的安东文书) , 都在近年掀起了一股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热潮。那么, 在这一背景下相互之间的比较和对话就成为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一步。不同地域民间文献的比较研究, 不仅可以相互借鉴, 相互启发。更为重要的是, 可以为民间文献学提供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可能。以徽学研究见长的安徽大学刘伯山教授在提交的会议论文《实态研究:地方学之于国学的价值》中, 通过比较指出, 目前学术界一般是将专门利用某地的民间文书档案及与之相关联的乡土文化遗产所开展的学术与文化研究曰之为“地方学”。近十几年来, 各种“地方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发展势头强劲。在中国来说, 目前已经形成规模与气候的就有“徽学”“吐鲁番学”“齐鲁学”“岭南学”“巴蜀学”等, 正在兴起的还有“清水江学”“太行山学”等。它们的价值和意义, 一方面是开展了区域历史与文化的系统研究, 另一方面是作为中国“国学”研究的重要补充。放眼国际视野, 这样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刘教授以韩国的“安东学”为个案。指出“安东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一方面是直接开展了安东地方历史与文化的系统研究, 其成果不仅具有区域历史文化的价值, 还会直接推动安东社会与文化在21世纪的发展, 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在丰富和细化了整个韩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逻辑上是实现了一种“实态研究”, 以成为韩国国学研究的重要补充。也就是说, 实态研究是地方学研究对国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贺州学院吴声军博士的论文《从贺江文书看清代以降南岭走廊妇女的权利———兼与清水江文书的比较》展示了丰富而有待整理研究的“贺州文书”, 指出自秦汉王朝统一南岭开通潇贺古道以来, 南岭民族走廊中段的贺江流域形成了多民族多族群杂居的格局, 这里的汉、瑶、苗、壮等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留下了大量明清以来的契约文书。吴声军通过对贺州文书的梳理发现, 各族群的妇女们积极参与社会经济事务活动,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拥有了婚姻自主、不动产的买卖、充当中人等权利地位, 与清水江文书中所体现妇女的权利可做比较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梁洪生教授的论文《文人?武人?代言人?———晚明艾南英重评》结合地方文献和国家正史记载, 重新梳理评价了晚明艾南英 (1583~1646) 的文人、武人、代言人等身份。尝试以“重返清初”的方式, 去窥探一个少有人言及的作为地方利益代言人的亦文亦武的艾南英形象, 进一步探索江西“盆地结构”的背景下, 其历史与文化逻辑的意涵。
四、清水江文书与流域人类学
在本次会议中, 笔者发现, 由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引发的一些新的理论生长点正在萌芽。其中以流域人类学的探索最值得关注。学者们或以流域为载体, 或以流域为对象, 去探讨流域与文化的关系。
西南大学王彦芸博士的论文《山地与河谷视野下的族群互动与区域认同———以都柳江下游富禄乡为例》中指出, 清代都柳江航道疏浚以来, 都柳江水道与纵横交错的陆路网络由贸易与人群活动联系成为一整体, 河谷与高坡人群被网罗到了新的区域联系中。都柳江流域的富禄地方因市场发展、移民迁徙, “苗”“侗”“客家”人群在山地与河谷地带交错往来, 其族群身份认同与以高坡、河谷为界的地域认同相纠缠, 呈现出既模糊又清晰的身份界线, 和既区隔又联结的互动关系, 同时不同人群文化与观念的流动, 逐渐形成了跨越高坡与河谷且包含诸神信仰的区域性节日。作者以垂直地理空间为切入, 在人群流动与文化交互性的情境下, 从族群历史经验、传统社会组织以及日常文化表达等多层面出发, 探讨多元族群地带的族群关系及区域认同。
贵州大学安芮的论文《桐油贸易视角下的潕水流域》认为明清至民国时期, 在西南地区资源东输的过程当中, 桐油贸易是川黔湘三省的水运交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其兴起首要归因于便利的水域交通。位于湘黔交界沅水支系的潕水一带, 是桐油运输与销售的重要流域之一, 这一流域对于黔东及黔东南的经贸价值不可小觑。更为重要的是沿河一线自古便是湖广通云南的孔道, 军事战略地位极其显要, 因此, 有必要给予潕水流域更多的学术关注。本文试图围绕桐油这一物资贸易的展开, 追溯潕水流域的地理环境、区域地位及经贸关系等诸多方面, 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潕水流域的整体关注。
重庆大学孙旭博士的论文《以“关系”界定历史———清中期以来贵州东南部南江河流域“四脚牛”地方的历史与记忆》根据文献记载与民间口传两条脉络, 对贵州东南部南江河流域“四脚牛”地方的侗族人群展开历史人类学研究。在梳理该地方自清中期以来经历的“乱治史”的基础上, 由国家视角转入民间文化视角, 经由分析该地方人群对自身历史的遗忘与记忆, 并结合比较探讨历史记忆的内在结构, 指出了当地人对过去的叙述, 不仅呈现为“治乱—乱治”的客观历史与“落基分拓”的根基历史的混融, 更表现为四脚牛地方人群会根据他们自身的文化脉络和观念体系, 构建和认识自己的历史。侗族为主体的历史叙述特点, 因其有语言而无文字, 他们所指涉的过去, 会与对当下际遇的实际互通, 尤其是其强调通过人群关系对历史进行界定, 凸显了侗族与汉文化迥异的历史观。
云南大学刘彦博士的论文《“生鬼”熟化:清水江流域苗寨社会的“他性”及其限度》以清水江中游苗寨村落中使用的本土概念———“生鬼”为切入点, 指出在地方社会日常生活中, 通常“生鬼”被人们用来对某些特殊类型的“他者”进行界定。“生鬼”概念及其实际应用, 不仅是当地不同村落、不同阶层、不同族群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表达, 也是人们彼此之间区分亲疏远近的一种重要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由于多方因素的交织影响, “生鬼”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熟化”。作者通过梳理清水江苗寨社会“生鬼”熟化的历史过程, 探讨地方社会人群的他性及其限度。
兰州大学台文泽博士的论文《危险的婚姻:不洁的“家神”与女人流动———以西汉水流域为中心的考察》指出在西汉水流域, “家神”的谱系类型、神格认知、供奉实践呈现了区域汉人民间信仰的特色, 尤其是视“家神”为“邪神”观念构成区域民众社会洁净观的信仰基础, 并进而在内嵌于区域婚姻缔结传统的实践中形成为一种独特的婚姻禁忌:不能与有“家神”供奉的人家通婚, 否则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一种独特的行动话语, 它深刻地影响到区域民众以婚姻关系建立为中心的社会现实关系建构, 而作为一种生成性的文化, 它源自对特定社会时期区域社会 (分层、族群) 边界的一种宗教信仰化的表达。
凯里学院谢景连博士的论文《清水江下游“插花地”问题的人类学思考———以地湖乡为中心的讨论》以清水江下游的插花地为研究对象, 指出“插花地”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地域中, 各插花地的成因各不同。国家行政区划往往是插花地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 但若仅从国家行政要素去探讨插花地的成因, 而忽略国家行政决策背后深层的制约或限制因素, 则难以最终揭示插花地得以形成, 乃至顽强延续的根源。文章通过对清水江下游一个“插花地”个案的研究, 试图厘清和揭示插花地得以形成以及延续的某些具有共性的一面。
中山大学靳志华博士的论文《黔东南施洞苗族银饰佩戴的社会文化关联》中认为, 银饰是清水江中游施洞苗族女性重要的配饰之物。银饰佩戴随着个体的人生礼仪而展开, 是对身体的标记和塑造过程, 依据不同时空场景区分并调和两性的佩戴差异, 凸显着个体与群体特定的社会关系。银饰通过女性的佩戴与展示, 不仅呈现着施洞苗族外在的感官形象, 也在经济层面上对个体家庭进行贫与富的区隔, 并关联于所展现出的竞赛、面子、家庭美德等社会评价, 以及婚姻圈和姻亲关系的建立与维系。银饰的多维度表达, 是作为施洞苗族社会生活中一个制度性要素而存在。
王健的论文《味觉里的历史:清水江流域的味道》指出, 解放前由于清水江流域缺盐的历史, 造成了人们味觉里的紧张关系。这以历史过程形塑了清水江流域特色的味觉关系———“以酸代盐”“辛以代盐”, 并进一步还塑造了地方的人际关系、人神关系。这同时意味着, 从人们的味觉去重读、理解清水江流域的历史成为一种可能。
五、结语
总的来说, 在中国清水江文书研究中, 不同的学者或学术团体从各自不同的学科和学术背景切入, 共同探索民间文献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乃至新的范式, 共同造就了“清水江学”[1]的诞生。
以中山大学为代表的清水江文书研究团队, 主张从历史人类学切入民间文献的研究。以“区域•田野•文献”学术研讨会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结项会议为契机, 张应强教授作出了总结和展望。
张应强教授认为, 清水江文书研究, 对于中国正在处于摸索中的民间文献学和历史人类学来说, 是一项实验, 也是一种反思, 更是一种推进。第一, 来自清水江的经验启发我们, 不能就文书而研究文书, 我们还需要大一点的视野和关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开始就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类, 才能采取多学科整合的研究取向, 才能把个案的、区域的研究置于对整体历史和文化的关怀之中。
第二, 来自清水江的经验启示我们, 在中国做民间文献和地方研究, 无论你从什么样的学科背景切入, 都需要对制度史有足够的了解。国家的政策与制度, 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地方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唯有如此, 才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地方和民间文书的理解。唯有如此, 才能打通史学与人类学的隔阂, 才能将文化人类学、社会史学等不同研究取向结合起来, 在中国这样一个极富特殊性的地方, 开拓出不一样的历史人类学路径。正如陈春声教授在《走向历史现场》中所言:中国“保存有数千年历史文献, 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记载相当完备……地方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 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学的文献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 或者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发现其‘合理性’的解释。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 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 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奢谈地域社会研究, 难免有‘隔鞋搔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如果不是置于对王朝典章制度有深刻了解的知识背景下, 也是难免有‘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的缺失的”。[2]这是在中国做历史人类学的挑战, 也是中国历史人类学对于全球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可能做出的贡献之一。
第三, 我们强调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的有机结合, 强调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解读文献, 这是我们围绕“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实践经验不断积累的结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说, 只有结合田野调查, 相关的文书材料才是可以理解的, 也只有在田野调查过程中, 这些内涵丰富的民间文书才可能得到解读和予以解释。我们相信, 通过这一研究路径的不断探索与实践, 可以逐步建立并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民间文书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 这不仅具有历史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而且在更广泛而深刻的层面上, 对中国特色理论模式与概念体系的建立, 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建设, 都可带来更多更重要的对话与启迪[3]。
参考文献
[1]张新民.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与清水江学的建构发展[J].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6 (1) :98-102.
[2]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J].读书, 2006 (9) :19-28.
[3]张应强.文献与田野:“清水江文书”整理研究的方法论[N].光明日报, 2015-10-15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