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些年来,民间信仰成为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提出了作者对民间信仰的定义,论述了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在阐述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后,文章分析了已有研究在视野、重点及理论建构上的不足,并将其视为今后研究的突破口与增长点,认为社会史的民间信仰研究会有以下发展趋向:信仰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社群关系、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整合控制及变迁仍将受到关注。民间信仰与社会的生态、生活、宗教、现代化及和谐发展的关系,各区域之间民间信仰的比较等问题可能成为新的亮点。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会强化。
关键词:民间信仰;研究价值;已有成就;未来趋向
民间信仰研究是近年来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热点之一,具体考察某一地区或某一种类民间信仰的专著与论文纷纷问世。但是,各个学科对于民间信仰的内涵和外延认识不一,历史学还没有自己对民间信仰的明确定义:至于20世纪以来民间信仰研究的状况与成果,也尚缺乏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民间信仰的定义与研究价值从社会史角度提出一点看法,并对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民间信仰研究的已有成就、不足之处与未来趋向做些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民间信仰的定义与研究价值
信仰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和意识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信仰是人类意识对自身生存背景、条件、历史和结局的整体审视与全面反映,是人类对自身存在与外界关系的自觉体认与主动调整,是对终极性人生目的的确认与追求”。
“自古迄今的人类信仰,按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类,即以灵魂观念为核心,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原始信仰;以神的观念为核心,以主神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信仰;以人自身为核心,以真理、主义崇拜为特征的哲学信仰。其间尚有大量的非此非彼、或此或彼的中间环节,以及由这些形态衍生的信仰现象”。[1] 在上述三种形态的信仰中,第一、二种均属超自然信仰。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作为这两种形态之中间环节、兼具这两种形态之若干特征的民间信仰。
所谓民间信仰,首先是与官方信仰相别而言的。官方信仰也可称为国家宗教,它以官建坛庙为象征载体、以官员遵照典制举行祭祀为信仰仪式。民间信仰则指在民间流行、由广大普通民众所持的信仰。
在中国民俗学界,它亦被称为民俗信仰,指“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 2 ]其次,民间信仰又与成熟形态的制度化宗教如佛教道教的信仰不同。“民间信仰就是指与制度化宗教相比,没有系统的仪式、经典、组织与领导,以草根性为其基本特征,同时又有着内在体系性与自身运作逻辑的一种信仰形态”。[ 3 ] 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化宗教既有为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等正统宗教,又有白莲教等被官方视为邪教的民间秘密宗教。民间信仰是否包括这些民间秘密宗教? 在此问题上目前中国学术界存在两种意见。有人认为只需把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等正统宗教区分开来,正统宗教以外的“民间宗教、秘密教门”可以包括在民间信仰之内。①有人则将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区别开来,依据是两者的组织形态不同,后者有着前者所不具备的比较坚硬的组织外壳。[ 4 ]还有人以“民间教派宗教”有着民间信仰没有的经典与制度为由,也明确地区分了二者。②笔者认为,除了组织、经典、制度的不同外,民间信仰与民间秘密宗教在社会功能方面也有较大差异,因此亦不宜将两者不加区别、归入一类。将上述两点综合起来,陶思炎、铃木岩弓给民间信仰下的定义就是“非官方、非教会的下层信仰”。[5 ]笔者基本赞同这一定义。
概而言之,笔者认为:民间信仰就是非教徒民众的超自然信仰。这种信仰的主体是广大普通民众,对象是超自然的各种神仙鬼怪精灵(简称神灵) ,内容是与神灵崇拜相关的各种观念及活动(例如灵魂观念、神灵观念、神性观念、天命观念、风水观念,为神灵建筑维修庙宇、设置牌位、雕塑偶像,对之顶礼膜拜、祭祀祈祷,依之进行占卜、行使巫术,以及算命、相宅等等) ,神灵崇拜是此信仰的核心。
科林伍德认为:“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6 ] 此言似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心灵史知识虽不是唯一的,却是重要的历史知识。社会史尤其应当提供心灵史包括民间信仰史的知识。这是因为“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 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7 ]民间信仰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是民间文化的灵魂、民众意识的核心。它为广大民众所共有并传承,影响甚至支配民众的观念与行动。它融入并植根于民众的生活之中,不仅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且渗透在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功能,其社会影响和作用超过了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及宗教。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民间信仰不仅反映区域社会的生态环境、生存状况和发展水平,而且与乡村社会的结构、生活、功能密切相关;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村落自治、伦理教化、关系协调、秩序维持、生活运行都离不开它。因此,不了解民间信仰,就难以真正了解历史上的乡村社会。我们虽为凡夫俗子,但须进入神圣领域。我们不应保守“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而应将民间信仰作为乡村社会史研究的一个视角、一条途径,由此切入进行考察,以深入探讨民众的文化与生活,全面理解乡村社会的生态、关系和秩序,准确把握乡村社会的结构、功能与运行。同时,对历史上特别是近世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考察,还可以为我们对当今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关系的理解提供一定的基础和启示。因此,这种考察不仅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民间信仰研究的已有成就
在欧美和日本的中国研究中,民间信仰较早即被关注。1961 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旅美华裔学者杨庆堃所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该书是西方第一部全面考察传统时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与信仰的专著,其中有大量篇幅论及民间信仰。与此前著作主要从思想和哲学角度探讨中国宗教问题不同,该书将中国人生活中的宗教因素与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及其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信仰与家庭、社会、国家等的关系。从问世至今日,这部著作久负盛名。虽然一些观点及研究方法受到后来学者的挑战,但书中有关中国民间宗教和信仰形式、分类、根源、功能的讨论仍被公认具有经典性。
从20 世纪60 年代后期起,西方许多从事汉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十分重视“汉人民间宗教”的探讨。他们关注象征体系与社会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力图在中国人的信仰、仪式和象征体系中发掘中国文明与社会构造的模式,阐明信仰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强调大众信仰的职能及系统特征。这些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论著。例如:1974 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武雅士主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该书汇集了当时学界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和仪式”的主要成果(报告和论文) ,探讨的内容包括“汉人民间宗教”的信仰体系及其文化意义、社会功能等。1981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芮马丁的《中国仪式与政治》。该书论述了民间信仰中祭拜神灵仪式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政治意义。1987 年,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魏勒的《中国汉人宗教的一致性与多样化》。该书认为中国“民间宗教”的基本结构与程式是一致的,但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同一种文化体系有不同的解释。1992 年,伦敦卢特来兹出版社出版王斯福的《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该书考察了国家象征的地方化、民间化,揭示了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影响及小传统对大传统的改造。199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丁荷生的《中国东南区的道教与民间信仰》。该书偏重探讨民间神明分布的地域性与仪式过程,强调道士、地方戏剧团在“民间宗教”区域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8 ]
此外,有些主要使用史学方法的汉学学者也对中国民间信仰做了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例如:1988 年, 杜赞奇发表《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该书中,杜赞奇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试图以此讨论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
他认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有多种方式和途径,而民间信仰即为其一;进入20 世纪后,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政权不再利用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力图斩断其同传统文化网络的联系,因而失去了乡村精英的支持,并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后果。同年,杜赞奇在《亚洲研究杂志》第47 卷第4 期发表论文《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他在该文中将神话的变化演进称为“刻划标志”,指出在此过程中各个群体争相对关羽神灵的形象和作用做出自己的解释,旧的解释延续下来,新的解释增加进去,一个对不同群体有不同含意但各个群体皆予认可的权威形象就这样被建构起来,而它在维持中华帝国晚期国家的权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篇论文解释了国家、民众和民间信仰的关系,并强调注意标志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关系。1990 年,孔飞力发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他通过考察一个基于民间信仰的谣传在全社会引起的骚动,探讨了中国政治系统的运作规律、官僚机构运用权术的方式及官方与民间的关系。他把政治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对乾隆时期的中国社会做了分析。
同年,韩森发表《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韩森通过对大量碑铭资料和鬼怪故事的解读分析,论述了当时发生的商业革命对民间信仰产生的影响,揭示了在区域性神崇拜兴起中商人和地方官员所起的作用。
除了杜赞奇的《刻划标志: 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之外,近二三十年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论文还有不少。例如詹姆斯·沃森的《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 年) 》(1985 年) ,理查德·冯·格兰的《财富的法术:江南社会史上的五通神》(1991 年) ,韩书瑞的《北京妙峰山进香:宗教组织与圣地》(1992 年) ,迈伦·科恩的《共有的信仰:清代台湾南部客家人的会所、社区与宗教》(1993 年) ,彭慕兰的《泰山女神信仰中的权力、性别与多元文化》(1997 年) 。这些论文与杜赞奇的论文都被收入韦思谛编、陈仲丹译的《中国大众宗教》之中,该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6 年7 月出版。
日本学界研究民间信仰已有百年。1897 年,崎正治发表《中奥的民间信仰》一文(载于日本《哲学杂志》第12 卷第130 号) 。该文考察了日本东北中奥地区民间信仰的实况,并率先从理论上对民间信仰的界说、构成、动机、方法、对象等做了研讨。1951年岩波书店出版的堀一郎的《民间信仰》一书,是日本第一部研究民间信仰的专著。该书讨论了“民间信仰和民间传承”、“农村社会和民间信仰”,涉及民间信仰的诸多理论,并首次对民间信仰研究史做了概括。[5 ]此后,日本也有一些学者从事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他们注重传统史料的开掘,且亦做出了成绩。“如金井德章、中村裕一、永尾龙造、酒井忠夫、泽田瑞穗、水岛毅、松本浩一、须江隆等,分别对东岳信仰、城隍、文昌神及南宋的赐额问题等,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他们的这些成果在由福井康顺监修的《道教》(朱越利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 一书中有着较为集中的体现”。[ 3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滨岛敦俊,他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把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间信仰的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了当时当地对李王、城隍、刘猛将、金总管等地方神的信仰。其相关成果有:《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1 期) 、《明清江南农村的商业化与民间信仰的变质——围绕“总管信仰”》(叶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 年) 、《近代江南金总管考》(唐力行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 年) 。
除上述论文外,他研究总管信仰的专著《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于2001 年由东京研文出版社出版。滨岛敦俊认为,除了以水利、徭役、商品生产等为纽带形成的显而易见的共同体之外,在江南民间信仰和祭祀中同样存在着共同性的组织和共同的活动领域,农民日常生活的诸多关系均可在其中得到反映。其书即以明清时期的江南三角洲为考察范围,探讨了农村居民之社会共同性得以成立的契机之一——对总管神的共同信仰与祭祀。该书追溯了总管神的来历及总管神成立的契机和构造,概述了明初官定城隍制度和里社制度的实施情况,探讨了在商业化和都市化背景下总管传说的演变、镇城隍庙的大量出现及“解钱粮”习俗的形成,从而揭示了民间信仰演变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民间信仰对于农村居民形成和维系社会共同性的作用。
中国对民间信仰的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研究开始于20 世纪初。当时学者把民间信仰称为“迷信”,视为一种社会弊病,甚至指为亡国灭种的祸害,对之做了研究与批判,进行无神论的宣传。例如: 1904年9 月11 日出刊的《安徽俗话报》第11 期发表《续无鬼论演义》一文,最早对民间信仰做了概括和分类。1905 年5 月28 日出刊的《东方杂志》第2 卷第4 期刊载《论革除迷信鬼神之法》一文,其宗旨就是破除神鬼“迷信”。当时的民间信仰研究与社会改造的启蒙使命紧密相连,具有学术的和政治的双重目标,而且政治目标似乎居于首位。
20 世纪20 至40 年代,民间信仰为更多学者所关注,一批研究成果随之而出。1922 年,《东方杂志》设立“迷信的研究”专栏,刊载了化鲁的《文明人与野蛮人的迷信》、高山的《科学与迷信的冲突》等文章。
1929 年《, 民俗周刊》连出四期“神的专号”,共发文章89 篇,包括专题论文、调查报告、图说琐记、书目资料、通讯报道、法令咨文等,内容涉及神话、传说、故事、各路神灵、各种神庙、信仰习俗等。研究专著则出了陈大齐的《迷信与心理》(北京大学新潮社《新潮丛书》,1920 年) ,颂久、愈之、乔峰、幼雄的《迷信与科学》(商务印书馆《东方文库》,1923 年) ,李干忱的《破除迷信全书》(美以美会全国书报部,1924年) ,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开明书店,1928 年) ,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929 年) ,费鸿年的《迷信》(中华书局《百科小丛书》,1933 年) ,许地山的《扶箕迷信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41 年) 等。这一阶段,一些民俗学、社会学的学者还在学科理论指导下开展了民间信仰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其中成绩突出的是顾颉刚和费孝通。顾先生于20 年代对北京妙峰山香会、东岳庙、福建泉州的铺境、广东东莞的城隍庙等做了考察,编成《妙峰山》(1925年)等书。费先生基于对开弦弓村的调查,在《江村经济》(1939年)一书中探讨了灶王、刘皇等神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1949 年以后,民间信仰被作为“封建迷信”在生活中予以扫荡,与之相关的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也在大陆绝迹,民间信仰研究遂亦无人问津。直至20 世纪80 年代,民间信仰研究才逐渐恢复、并日益活跃地开展起来。
宗教学与民俗学对民间信仰的考察,在过去探溯源流、考辨真伪的基础上,开展了基础理论研究,探讨中国民间信仰的体系、分类、特点、规律等,出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例如:金泽的《中国民间信仰》(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年) ,乌丙安的《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陶思炎、铃木岩弓的《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 期) 等。同时,民间信仰的分类研究全面铺开,每个领域都有专著出版,如马冀、宋文坤的《民间俗神》(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 年) ,马书田的《中国冥界诸神》(团结出版社,1997 年) 、《中国民间诸神》(团结出版社,1997 年) ,宗介华的《华夏民神》(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 ,何星亮的《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 年) ,郑土有的《中国的神仙和神仙信仰》(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 年) ,文运长等的《中国一百吉祥神》( 民族出版社, 1994年) ,马昌仪的《中国灵魂信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年) ,张劲松的《中国鬼信仰》(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年) ,刘宗宇的《中国精怪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张紫晨的《中国巫术》(上海三联书店,1990 年) ,任骋的《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1991 年) 等。区域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也在进行,并取得一些成绩。例如,顾希佳对江南特别是浙江的民间信仰做了比较多的田野考察,发表《太湖流域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体系》(《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4 期) 、《江南民间信仰沿革》(《宗教学研究》, 1994 年第4 期) 、《浙江民间信仰现状刍议》(《浙江社会科学》,1999 年第5 期) 等论文。姜彬则从神歌、仪式歌、宝卷、戏曲、舞蹈、美术、俗语、灯会、传说故事诸方面入手,探讨了吴越地区的民间信仰,著有《吴越民间信仰习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年) 。苑利对华北地区的龙王信仰做了多方面研究,发表了《华北地区龙王庙主神龙王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 年第4 期) 、《华北地区龙王庙配祀神考略》(《西北民族研究》,2002 年第2 期) 、《华北地区龙王庙壁画中神灵世界的组织》(《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 年第5 期) 等系列论文。此外,民间信仰研究的工具书也陆续出版,有代表性的如《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学苑出版社,1990 年) 、《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词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 等。
人类学、社会学的民间信仰研究成就斐然。例如:王铭铭、王斯福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 ,王铭铭、潘忠党的《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 ,探讨了乡土社会的文化与权力问题,对民间信仰多有涉及。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 年) 、《地方道教与民间信仰——“法主公”研究笔记》(《民俗研究》,1997 年第4 期) 和《明清时期的区位、行政与地域崇拜——来自闽南的个案研究》(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以及郭于华主编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刘晓春的《仪式与象征的秩序》(商务印书馆,2003 年)等,都对民间信仰做了前述西方汉学人类学式的分析。程民生的《神人同居的世界——中国人与中国祠神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林国平、彭文宇的《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年) ,侯杰、范丽珠的《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 ,对民间信仰的特征、功能等做了社会学探讨。一些港台学者从日本引进“祭祀圈”概念研究民间信仰,通过祭祀圈的层次划分考察地方组织形成的原则和方式。而林美容更在继承施振民、许嘉明等成果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信仰圈的概念,区分了祭祀圈和信仰圈,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其相关成果主要有论文《台湾民间信仰的分类》(《汉学研究通讯》,第10 卷第1 期) ,专著《台湾人的社会与信仰》(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92 年) 等。近些年来,庄英章对台湾林圯埔地区祭祀圈的形成、发展、消亡及其与地方经济、地域组织之间的关系做过详细探讨,出了专著《林圯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在史学界,近些年来走向民间的社会史也开始注重对民间信仰的考察,尝试解读其中包含的社会历史信息。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于2005 年立项,由山东大学获得。而在此前后,已有一批学者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例如:属于全国性考察的有宗力、刘群的《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王秋桂、李丰 主编的《中国民间信仰丛书》第1 辑(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 ,李乔的《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 年) ,郭春梅、张庆捷的《世俗迷信与中国社会》(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年) ,贾二强的《唐宋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 年) ,郭松义的《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 《中国史研究》,1990 年第3 期) ,王日根的《论明清会馆神灵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 期) 等。属于区域性研究的著作有朱小田的《吴地庙会》(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2002 年) ,范荧的《上海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等。区域性民间信仰研究的论文则数量颇多,蔚为大观。例如:陈春声的《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 1992 年第3期) 、《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2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 、《正统性、地方性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 《史学月刊》,2000 年第1 期) ,刘志伟的《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2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 、《大族阴影下的民间神祭祀——沙湾的北帝崇拜》(汉学研究中心编《寺庙与民间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台北天恩出版社,1995 年) 、《大洲岛的神庙与社区体系》(《中国社会史学会1998 年苏州年会论文》,苏州大学历史系,1998 年) ,郑振满的《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以莆田江口平原为例证》(《史林》,1995 年第1 期) 、《神庙祭典与社区空间秩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吴建华的《汤斌毁淫祠事件》(《清史研究》, 1996 年第1 期) ,王健的《祀典、私祀与淫祀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民间信仰考察》(《史林》, 2002 年第1 期) ,罗一星的《明清佛山北帝崇拜的建构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2 年第3期) ,钱杭的《忠义传说、祭祀圈与祭祀组织——浙江省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庙的历史与现实》《( 史林》,2002 年第2 期) ,王振忠的《明清徽州的祭祀礼俗与社会生活——以<祈神奏格>展示的民众信仰世界为例》(《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 卷第2 期,2003年) ,蔡志祥的《香港长洲岛的神庙、社区与族群关系》(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 ,杨念群的《北京地区“四大门”信仰与“地方感觉”——兼论京郊“巫”与“医”的近代角色之争》(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傅建成的《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农民家庭的宗教信仰》(《历史教学》,1995 年第2 期) ,江沛的《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述评——以冀东诸县为例》(《河北大学学报》,2002 年第4 期)等。此外,一些历史地理学者也对区域民间信仰有所探讨,如林拓的《体系化与分散化:明清福建民间信仰沿海与内陆的分异形态》,朱海滨的《浙江地方神信仰的区域差异》(以上两文载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17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张晓虹的《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 年第1 期) ,尹国蔚的《妈祖信仰在河北及京津地区的传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 年第4 期) 等。
在资料整理、汇集方面,1989 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王秋桂、李丰茂主编的《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李文海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年) 内有宗教民俗卷,收录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13 篇,涉及的地区有山东、北京、昆明、厦门、泉州、杭州、安国、淮阳、丰都,提供了民国时期区域民间信仰研究的宝贵资料。
三、不足之处与发展趋向
由上可见,国内外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已经历时百年,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都涉足其间。近些年来,这一研究更成学界一大热点,成就相当可观。但是,这一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
就关注的重点而言,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点。第一是信仰领域的国家与社会。许多学者认识到“, 在讨论任何具体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忘记在他们的研究对象背后存在着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国家”。[9]因此他们将基层社会的民间信仰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典章制度及政府行为联系起来考察,探讨了民间信仰表达的关于国家、王朝与皇帝的乡土观念及其与官方意识的异同,国家正统信仰在民间的影响与变异,官方对民众所信神灵加以区别对待的政策,乡民、士绅、官员对某一或某类神灵之认知、态度的相同与差异。学者们力图通过对这类问题的探讨,阐明官方权力、教化与民众信仰之间的复杂互动。第二是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的建构、社区形成发展的历程。大多数民间信仰的神灵都扎根乡土,有相对固定的信众群体。神庙的修建、地位及仪式活动与社区地缘关系密切相关。不少学者通过乡村庙宇考察了社区的组织与关系(如村落的内部结构,社区内不同村落的层级体系、村际关系,社区内外的各种界限等) 的形成与演变,从而揭示社区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三是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整合及秩序。民间信仰是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网络的一个重要环节。“以庙宇为中心的仪式场合,更有利于明了在平常的生活场景下不易显露的社会分化与权力支配关系”。[ 9 ] 多数学者注意到了民间信仰活动对村落社区的凝聚、整合作用,探讨了神庙祭祀组织与基层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及神庙祭祀仪式对不同群体权利、义务关系和村社规则、秩序的表达,以此说明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与运行秩序。第四是民间信仰的演变与地方社会的变迁。信仰属于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地方社会的重大变迁,会在当地的民间信仰中曲折地映现出来。
一些学者对此做了专题研究。有的从某位地方神传说内容的变化中发现了当地经济类型、产业结构的改变。有的在某地主要保护神的更替背后探测到社区内部各群体势力的消长与关系的变迁。
应当说,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是完全必要的。但民间信仰与社会的关系还包括其他一些重要方面,例如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的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民间信仰与佛教、道教的关系及其在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民间信仰在民众物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及对民众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民间信仰与现代性、现代化的互动及其在当今社会中的复兴,如此等等。相对而言,已有研究对这些方面考察颇少,明显不足。
从研究的视野来看,一些全国性神灵(如关帝、天后等) 得到了较多考察,而对某一地方民间信仰体系所做的全面、深入的探讨则尚少见; 在区域研究中,已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南方地区,对北方地区民间信仰的考察还远远不够;至于各区域之间民间信仰的比较研究更是刚刚起步、任重道远。
此外,一些研究中还存在着就信仰论信仰的情况,偏重对神灵源流的追溯和有关传说真伪的考辨,停留于信仰事象的描述及其类型、特征的分析,未能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发现更深层次的历史内涵,学理性研究相对薄弱,关于民间信仰与社会复杂关系的理论体系更未建构起来。
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可能成为今后研究发展的突破口与增长点。笔者认为,未来一定时期内,社会史的民间信仰研究可能会有以下的发展趋向。
第一,信仰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社群关系及社区发展的历史进程、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整合及秩序、民间信仰的演变与地方社会的变迁等问题有着深入探讨的巨大空间,这些问题仍将受到关注,相关研究将会更加充分地开展下去。
第二,民间信仰与社会的生态、生活、宗教、现代化等的互动关系,区域民间信仰的体系与特色,各区域之间民间信仰的共性与差异,民间信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问题将会受到日益增多的考察,成为社会史民间信仰研究中新的热点与亮点。
第三,在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对民间信仰的已有研究中,已经具有学科交叉的特点,宗教民俗学、社会人类学的出现就是这种交叉的结果与标志。在社会史学界,完全遵循传统史学路径、依靠梳理解读文献资料所做的探讨也已较少,更多的是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学科、跨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研究。这一趋向是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需要,今后将会持续下去、强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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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是叶涛的观点。见:陈建坡.“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编纂研究会综述. 文史哲,2006.
② 王健. 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 史学月刊,200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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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健. 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J ] . 史学月刊,2005 (1) :123 -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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