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人走进田野在今天似乎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尤其明清以降地方社会的研究者,更需要走近历史现场,才能更好地感知过去发生的一切。8月6-20日,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民地中心)组织学员,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田野调查,深入到浙西南山区遂昌县,开展全方位、普查式的调研,笔者有幸成为调研成员之一。民地中心于今年上半年成立,冯筱才老师担任主任,李世众老师担任副主任,浙南田野调查是中心成立之后的第一场大型调研活动。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为期半个月的田野调查活动,主要围绕着口述史的整理与民间文献的搜集两项工作展开。口述历史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在历史书写中失语的普通民众,也都拥有自己的故事,在历史大潮的波浪之间都曾随之沉浮,通过了解他们的经历,才能理解宏大叙事之外的那些历史细节。8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眼光向下”,走向历史现场,还原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历史。但遗憾的是,学界这些主张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乡村的历史大多都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开而被遗忘。另一方面,地方上保存的大量民间文献也处于消亡状态,许多珍贵的文献缺乏相应的保存条件,而且其重要性大多也没有被保存者所意识到。这一切都促使我们抓紧开展口述历史和地方文献的抢救工作。
“信任危机”
老人无疑是口述史的主要访谈对象,老支书、老教师、老会计、老军人、老医生等有过特殊经历的老人更是我们访谈的重中之重。但口述工作的开展远比想象中要困难,首先遇到的难题便是语言交流问题。遂昌地处浙西南,广义上属于吴语区,由于明清以降涌入了大量福建客家移民,方言中又带有一些客家话色彩。面对只会讲方言的老人,我们除了求助带路的村干部以外,只好口手并用,反复确认,努力理解受访者要表达的意思。发动村里的大学生、中学生做翻译倒也是一个解决办法,然而很多老人讲的方言,连他们自己的孙子孙女听着也是一头雾水,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外乡人了。
访谈现场

除了语言不通之外,如何与访谈对象建立信任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遇到不愿合作的受访者,面对我们的提问,他的回答总是“不记得了”、“你们问这些干什么”,问及关键问题更是顾左右而言他,对我们的工作充满了防备。挖掘民间文献时,也遇到了不少类似困难,听到最多的是“没有留下来”、“ 文革 都毁掉了”、“你们要这些东西要干嘛”。甚至有一次已经和受访老人沟通好,开始抄录家谱内容了,老人的儿子却从外地打来电话,称外人看了家谱会遭灾,我们只好连连道歉,很是尴尬。
如何建立与受访者之间的信任?冯筱才老师一早就把他的经验传授给了大家。首先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的人际关系,比如说有村干部带路的话可以让他帮忙沟通,向村民介绍我们的工作;其次应当激发亲近感,可以聊一聊受访者家族的名人,或是建立可能的生命联系,让受访者能够供应知识,体现出受访者的价值所在;再次是要做好前期工作,对村庄有所了解之后再进村访谈,否则受访者要一再介绍村庄的共识性知识,难免会有厌烦情绪;声明自己的工作性质也是必要的,向被访者做版权保证,有时可能给一张名片比解释半天更有效果;建立互惠关系也是一种有效的途径,面对一些残破的文献,可以介绍一些保存文献的方法,或者是拍照之后为他们提供电子版本,这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总之是要充分尊重受访者,带着诚意去开展调查活动。
民间信仰

在山间寻找历史:浙西南山区的民间信仰、记忆与地方文献

民间信仰 http://www.folkbelief.com 2017-10-08 14:11 出处:网络 作者:未知编辑:未知
间信仰、记忆与地方文献)

历史学人走进田野在今天似乎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尤其明清以降地方社会的研究者,更需要走近历史现场,才能更好地感知过去发生的一切。8月6-20日,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民地中心)组织学员,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田野调查,深入到浙西南山区遂昌县,开展全方位、普查式的调研,笔者有幸成为调研成员之一。民地中心于今年上半年成立,冯筱才老师担任主任,李世众老师担任副主任,浙南田野调查是中心成立之后的第一场大型调研活动。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为期半个月的田野调查活动,主要围绕着口述史的整理与民间文献的搜集两项工作展开。口述历史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在历史书写中失语的普通民众,也都拥有自己的故事,在历史大潮的波浪之间都曾随之沉浮,通过了解他们的经历,才能理解宏大叙事之外的那些历史细节。8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眼光向下”,走向历史现场,还原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历史。但遗憾的是,学界这些主张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乡村的历史大多都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开而被遗忘。另一方面,地方上保存的大量民间文献也处于消亡状态,许多珍贵的文献缺乏相应的保存条件,而且其重要性大多也没有被保存者所意识到。这一切都促使我们抓紧开展口述历史和地方文献的抢救工作。
“信任危机”
老人无疑是口述史的主要访谈对象,老支书、老教师、老会计、老军人、老医生等有过特殊经历的老人更是我们访谈的重中之重。但口述工作的开展远比想象中要困难,首先遇到的难题便是语言交流问题。遂昌地处浙西南,广义上属于吴语区,由于明清以降涌入了大量福建客家移民,方言中又带有一些客家话色彩。面对只会讲方言的老人,我们除了求助带路的村干部以外,只好口手并用,反复确认,努力理解受访者要表达的意思。发动村里的大学生、中学生做翻译倒也是一个解决办法,然而很多老人讲的方言,连他们自己的孙子孙女听着也是一头雾水,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外乡人了。
访谈现场

除了语言不通之外,如何与访谈对象建立信任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遇到不愿合作的受访者,面对我们的提问,他的回答总是“不记得了”、“你们问这些干什么”,问及关键问题更是顾左右而言他,对我们的工作充满了防备。挖掘民间文献时,也遇到了不少类似困难,听到最多的是“没有留下来”、“ 文革 都毁掉了”、“你们要这些东西要干嘛”。甚至有一次已经和受访老人沟通好,开始抄录家谱内容了,老人的儿子却从外地打来电话,称外人看了家谱会遭灾,我们只好连连道歉,很是尴尬。
如何建立与受访者之间的信任?冯筱才老师一早就把他的经验传授给了大家。首先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的人际关系,比如说有村干部带路的话可以让他帮忙沟通,向村民介绍我们的工作;其次应当激发亲近感,可以聊一聊受访者家族的名人,或是建立可能的生命联系,让受访者能够供应知识,体现出受访者的价值所在;再次是要做好前期工作,对村庄有所了解之后再进村访谈,否则受访者要一再介绍村庄的共识性知识,难免会有厌烦情绪;声明自己的工作性质也是必要的,向被访者做版权保证,有时可能给一张名片比解释半天更有效果;建立互惠关系也是一种有效的途径,面对一些残破的文献,可以介绍一些保存文献的方法,或者是拍照之后为他们提供电子版本,这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总之是要充分尊重受访者,带着诚意去开展调查活动。

(原标题:在山间寻找历史:浙西南山区的民间信仰、记忆与地方文献)

历史学人走进田野在今天似乎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尤其明清以降地方社会的研究者,更需要走近历史现场,才能更好地感知过去发生的一切。8月6-20日,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民地中心)组织学员,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田野调查,深入到浙西南山区遂昌县,开展全方位、普查式的调研,笔者有幸成为调研成员之一。民地中心于今年上半年成立,冯筱才老师担任主任,李世众老师担任副主任,浙南田野调查是中心成立之后的第一场大型调研活动。

 在山间寻找历史:浙西南山区的民间信仰、记忆与地方文献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为期半个月的田野调查活动,主要围绕着口述史的整理与民间文献的搜集两项工作展开。口述历史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在历史书写中失语的普通民众,也都拥有自己的故事,在历史大潮的波浪之间都曾随之沉浮,通过了解他们的经历,才能理解宏大叙事之外的那些历史细节。8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倡导“眼光向下”,走向历史现场,还原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历史。但遗憾的是,学界这些主张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乡村的历史大多都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开而被遗忘。另一方面,地方上保存的大量民间文献也处于消亡状态,许多珍贵的文献缺乏相应的保存条件,而且其重要性大多也没有被保存者所意识到。这一切都促使我们抓紧开展口述历史和地方文献的抢救工作。
“信任危机”
老人无疑是口述史的主要访谈对象,老支书、老教师、老会计、老军人、老医生等有过特殊经历的老人更是我们访谈的重中之重。但口述工作的开展远比想象中要困难,首先遇到的难题便是语言交流问题。遂昌地处浙西南,广义上属于吴语区,由于明清以降涌入了大量福建客家移民,方言中又带有一些客家话色彩。面对只会讲方言的老人,我们除了求助带路的村干部以外,只好口手并用,反复确认,努力理解受访者要表达的意思。发动村里的大学生、中学生做翻译倒也是一个解决办法,然而很多老人讲的方言,连他们自己的孙子孙女听着也是一头雾水,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外乡人了。

 在山间寻找历史:浙西南山区的民间信仰、记忆与地方文献

访谈现场

除了语言不通之外,如何与访谈对象建立信任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遇到不愿合作的受访者,面对我们的提问,他的回答总是“不记得了”、“你们问这些干什么”,问及关键问题更是顾左右而言他,对我们的工作充满了防备。挖掘民间文献时,也遇到了不少类似困难,听到最多的是“没有留下来”、“ 文革 都毁掉了”、“你们要这些东西要干嘛”。甚至有一次已经和受访老人沟通好,开始抄录家谱内容了,老人的儿子却从外地打来电话,称外人看了家谱会遭灾,我们只好连连道歉,很是尴尬。
如何建立与受访者之间的信任?冯筱才老师一早就把他的经验传授给了大家。首先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的人际关系,比如说有村干部带路的话可以让他帮忙沟通,向村民介绍我们的工作;其次应当激发亲近感,可以聊一聊受访者家族的名人,或是建立可能的生命联系,让受访者能够供应知识,体现出受访者的价值所在;再次是要做好前期工作,对村庄有所了解之后再进村访谈,否则受访者要一再介绍村庄的共识性知识,难免会有厌烦情绪;声明自己的工作性质也是必要的,向被访者做版权保证,有时可能给一张名片比解释半天更有效果;建立互惠关系也是一种有效的途径,面对一些残破的文献,可以介绍一些保存文献的方法,或者是拍照之后为他们提供电子版本,这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总之是要充分尊重受访者,带着诚意去开展调查活动。
生计模式
当然,总体来说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少数,更多时候感受到的还是当地人民的淳朴和热情。我在大桥村村口廊桥上和当地村民交流时,一位老爷爷主动坐到我身边和我聊起天来,听说我也姓叶的时候,老人家激动得拉着我的手就要带我去他家喝茶,又说起我来自福建、太公也是在乡间行医时,老人家更是大呼有缘,要我在他家吃了饭再走。半个月的调查中,几乎每到一家,主人都会沏上一杯茶,一般说明来意后,受访者也都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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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村庄都散落在山中

李世众老师一再叮嘱我们,不要有所谓“科学的傲慢”,应当放低姿态,学习当地的知识体系。简单了解受访者的生命史是我们开展访谈、向老人学习的第一步,根据老人在回忆生命史过程中透露的细节,再接着询问经济生活、族群状况、信仰体系等一系列内容。
遂昌县山深林密,尤以种植毛竹、茶叶、水稻等作物为多。我们访问过的老人绝大部分都有务农经历,对于以往的生计模式、农村商业网络他们自然是再熟悉不过。当然访谈时不能劈头盖脸就问:“你们这里的生计模式是怎么样的呀?”冯老师强调的访谈提问时的“三化”原则——细节化、具体化、日常化,就是要我们用最能被村民理解的语言与受访者沟通,挖掘细节。比如询问生计模式,可以问问以前种些什么东西、收成怎么样、一家人有多少田地等等;要了解商业网络,可以讲讲去哪里赶集、日常用品从哪里买、自家种的东西卖到哪里去之类。
在田野第二天访谈的吴老先生,讲到他自己在王村口乘船直达衢州的事情,我们便抓住机会问到了乌溪江的航运问题,顺带牵出了当地“福建移民——木材贸易——天后宫建设”一连串的故事。许多自称为“福建子”的移民后代,在日常的方言交流中还带有浓厚的福建口音,被当地人称为“福建腔”。来自福建的这些移民在王村口镇乌溪江畔建设了天后宫,以祈求木材航运顺利。这种被称作“艄排”的木材运输方式,在南方山区似乎都可以见到,木材商人雇工将木头从山上扛到江边,再将木头数根直放、一根横放钉在一起,运输者自己坐在木排上便可以顺流而下,从王村口镇出发的木排通过钱塘江水系甚至可以一直到达杭州。如今在山林间乱石阻塞的小溪流,在半个世纪之前还保存有数百年来修建的堰坝,每500米左右设置一处,抬高水位,原本无法成为运输渠道的小溪流便成了木材出山的通道。
族群与信仰
了解当地的族群情况也是一项重要内容。遂昌有不少畲族聚居区,但从我们的所见所闻来看,当地的民族界限似乎不如想象中那样分明。除了畲族自己特殊的“始祖盘瓠”传说之外,无论是家谱、契约之类的文书,或是老宅、祠庙之类的建筑,总的来讲与当地其他文书、建筑并无太大差别。畲民从来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世界里,他们自移民之始,便处于与汉族杂居的环境中,说汉语、写汉字,至少在日常交流上与当地汉族居民并无二致。当然,民族与民族间的影响作用也不全是单向的,同样有汉人学说畲语。我们听说有一位汉族师公(当地人对“民间法师”的称呼)便会在给汉族人作法时说汉语方言,而在给畲族人作法时说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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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民老宅与当地汉族民众的老房子并没有太大区别

另一项在田野中的调查重点是民间信仰问题。当我们看到那一座座散布村头的社殿时,惊讶地发现,明初的“里社体制”可能对乡村生活仍有影响力,但经过六百多年的变迁,原先只供牌位的社殿中,也叠加上了颇为复杂的信仰结构。除了社殿外,体系纷杂的民间信仰也很有意思。我们在路上就听到了苦菜婆作法“开阴刀”帮信徒切去肿瘤的事情,讲述者正是患者的儿子,当他告诉我们苦菜婆不是一个虚幻的神明而是一位实际存在的人时,我们一行在震惊之余都发出了会心的微笑。老师后来“批评”我们,听到这些离奇的说法不应该戴着唯物主义的“有色眼镜”去看,抛开其中的荒诞成分,我们作为历史学工作者更应当关注的是这些故事、信仰产生的背景,应当思考的是这些信仰如何进入乡民的精神世界,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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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村都有社殿,但其中供奉的神明已经混杂了多种信仰成分

8月13日,田调班正好赶上了一年一度的石练七月会,老师放了一天假,让大家都有机会亲身体验一番。据说,石练七月会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汤显祖在遂昌任知县时,迄今已有四百余年,因每年七月举行,故称七月会,是当地农民庆祝丰收和迎接蔡相大帝出巡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当地人习惯将毗邻的小村称为“坦”,石练周边就有“石练十六坦”之称,整个七月会持续十余天,便是在这十六个“坦”中巡回举行,其中又以石练镇上的巡游最为盛大。
13日当天一早七点多钟便有抬神队伍开始巡街,由四名大叔扛着的神像据说是第十二位蔡相,而全部二十四位蔡相的牌位紧随其后。在整个村子都巡游一遍之后,蔡相被迎到这天的“住处”,而游街队伍仍在继续,彩车队、腰鼓队、旗袍队,当地民众全都亲自上阵,参加到这场“演出”中来。七月会可以说是当地信仰文化最为集中的体现,自2005年重新开办以来,七月会先后被认证为县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新世纪重生的七月会,传统信仰仪式的色彩逐渐隐去,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地方传统文化活动被保存了下来。

 在山间寻找历史:浙西南山区的民间信仰、记忆与地方文献

七月会上也少不了小朋友的角色

最特别的田野体验
在浙南山区的这半个多月,每到一地基本上都会有村干部带我们进村,虽然大部分村干部都热情相待,帮助我们解决语言沟通、信任问题,但也有一些干部实在太忙,无暇顾及我们,只能帮我们再去联系其他热心村民。在没有村干部帮忙接送的时候,交通问题也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们组就曾坐过村民的小卡车,因为车厢只能挤下三个人,我和另一位学员便站到了车斗上,一路听着大风从耳边呼啸而过,这也算是我最特别的田野体验了。

 在山间寻找历史:浙西南山区的民间信仰、记忆与地方文献

站在小卡车的车斗上一路飞驰,甚是拉风

我们进入田野的这段时间正是暑气未尽的时候,考虑到气温太高,我一开始只带了短裤,没想到山里的蚊虫狠狠地给了我一个教训,第一天下来,小腿上布满了蚊虫叮咬的小包,苦不堪言,赶紧赶到镇上买了一条长裤,才有所缓解。一些小伙伴因为接触的文献年代太过久远,对纸张过敏,手上长起了疹子。还有好几位因为天气过热而中暑。我们这只是为期半个月的田野考察,这样一对比,真是对那些长期从事田野工作的学者们佩服不已。
总的来说,这次田野调查之于我更多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冯筱才老师和李世众老师每天轮流带队,亲自示范访谈技巧,带领我们寻找文献。一同吃饭的时候,老师带领大家回顾当天工作的得失,每天可能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但积累下来也确实增益不少。到了晚上,老师们还会召集大家开会汇报当天的工作内容,并交流各自的田野经验。最后几天,例会更是添加了史料实习环节,每个小组把自己收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和大家一同研读。在田野里读文献,我还是头一次经历,看到文献中出现的地名正是自己当天去过的地方时,真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更重要的是,这次田野教会了我要打破常识,撕下那些标签化的认识:村口并排乘凉的大爷可能在“文革”时是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两派,最偏远的村子里衣着朴素的农人或许是位千万富翁。要以“旁观者”的姿态进入田野,千万不要先入为主地预设下种种条件,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乡村社会。同时,两位老师一直强调“总体史”视角,就像李世众老师说的:“不仅要看到树木,也要看到森林。我们不止要听故事,更要把故事放在整体的历史中去思考,以一种全局的观念去理解村落的生命历程。”
以前听到历史学人高谈“人文关怀”,我总是不太理解,至少没有切身体会。这次一路走来,才真的感受到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经历了自己的波澜壮阔,一位位伟大的小人物最终构成了我们的“大历史”,或许这才是田野真正教会我的东西。

(原标题:在山间寻找历史:浙西南山区的民间信仰、记忆与地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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